专家呼吁：将“减负”方针融入教育监管考核机制 □ 本报记者 丁一 夜幕降临，伴随清脆的信息提示音，身处山东济南的王女士手机屏幕亮起——原来是就读小学四年级的孩子班级群里有了新通知，老师发送了一份需自行印制的数学专题练习——共计两页A4幅面，并要求隔日清晨上交。王女士立即拿起电动车钥匙，急忙下楼，直奔最近的文印店。 类似的情景，近年已在她家中反复出现。记者调查时了解到，许多家长与王女士有着相同体会，都曾遭遇深夜“紧急打印”的困扰，微信班级群里不时涌现的作业文件，已演变为众多家庭的日常“功课”。 这种打印作业的模式究竟为家长带来了何种实际压力？其深层又反映出当前教育实践中的哪些症结？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。 家庭印制作业：家长之重负 “每周平均需要印制三到五次作业，内容或是练习题，或是复习材料。”王女士向记者透露。 “有时因事务繁忙未能及时留意群消息，有时则是老师发布打印作业的时间较晚，导致无法及时为孩子完成打印，因为店铺已经打烊。”王女士表示，这种“夜半寻印难”的困境，常使家中陷入焦头烂额与不安。 王女士曾尝试与教师沟通。“记得有一次，我向语文老师提及打印作业量大，得到的答复却是‘想做就打，不做也罢’。” 此类回应令王女士深感无奈。 宗女士家住山东枣庄，她的孩子目前就读初中二年级，同样承受着类似的困扰。 受访时，她向记者追忆孩子初一阶段的境况。“印制任务确实沉重，工作日每天需印两页，周末则多达五六页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将孩子已完成的打印作业整理堆叠后测量，即使多数已上交老师，家中留存的练习纸仍堆叠近0.1米高。若据此推算，孩子一学期内印出的作业总量高度或将逾越0.2米。” “家中不设打印设备，每次印制都如同在执行一项紧急指令。”北京市西城区的朱女士如此形容。她直言，寻找文印店铺、来回奔波、排队等候，整个过程通常会耗去半小时甚至更多。 宗女士介绍称，印制作业内容多以语文、英语学科为主，通常是教师临时性布置的练习卷、备考资料或听写稿。尽管教师常提及“条件允许的家长可自行印制”，但绝大多数家长仍会选择打印，因某些作业内容（如函数图像、几何图形等）无法手抄，只能进行打印。 “这确实已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项负担。”王女士表示。首当其冲的是显性的经济支出，每次打印两三元，一学年累计下来便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 相较于经济层面的压力，精神上的负担更为沉重。对王女士而言，协助孩子印制作业已融入日常生活，及时关注班级群、课程群更是演变为一种“惯性”，这些都意味着时间与精力的持续付出。 尽管内心深感困扰，但普遍的家长群体选择了缄默。 “我从未向校方或教师提出印制作业过量的问题。”朱女士向记者坦言，主要顾虑在于，担心一旦反馈，教师可能认为家长“麻烦”，反而对孩子的学业或评价产生负面影响。 “倘若就打印作业数量过多一事提出异议，教师或许会认为家长不希望孩子完成作业。”宗女士表达了她的担忧。在“一切为孩子学业着想”的预设下，任何对作业布置的疑问都可能被误读为“不配合”学校的教学安排，进而可能波及孩子的学习表现。 这份普遍的沉默，使得问题始终囿于家庭层面，难以获得校方的重视与实质性解决。 教学职责向家庭转移：家长成“隐形助教” 2021年7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，其中清晰要求全面缩减作业总量及所用时间。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，教师频繁通过微信群布置需由家长自行印制的作业，此举本身就与“双减”政策的初衷理念背道而驰。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姚金菊教授剖析称，过度仰赖家庭印制作业，实质是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链条的“末端执行者”，模糊了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职责界限。一方面，这规避了对学校作业总量的监督，导致学生作业负担“表面减轻实则增加”；另一方面，也加剧了家长负担，将原本应由学校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家庭。“双减”政策明确规定“教师需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，初中生在校内完成绝大部分书面作业”，家长职责在于引导孩子完成“少量书面作业”，而非充当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主要角色。 “将家长印制作业演变为学生完成学业的强制性、常态化前置环节，其本质是将学校应履行的教学保障义务转移给了家长。”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阐述道。 她指出，此现象映照出当前教育体系中的深层冲突，即家庭与学校协同育人责任边界的模糊化。诸如印制作业等原本由教师履行的教学管理职能被转移给家长，使得家校共育异化为“家庭代教”，家长甚至被迫扮演“校外教师”的角色。 刘一玮分析，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政策执行的偏差与政策本身的稳定性不足。 “‘双减’政策的初衷旨在促使学校与教师提升作业品质、科学调控总量，但要求家长自行印制作业，这无疑是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一种变异。此外，‘双减’政策作为一项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其法律效力与稳定性本质上仍低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。”她补充道。 在姚金菊教授看来，“双减”政策在落地实施中遭遇两大难题：其一，政策与现有法律法规的接轨存在不足，尽管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载有保障休息权的条款，《教育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亦有确保平等受教育权的规定，但“双减”政策与这些上位法缺乏有效衔接；其二，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力量和监管技术相对匮乏，这使得学校或教师得以通过相对“不显眼”的手段规避对作业总量的监督，从而导致对“双减”政策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监管难以有效开展。 违规作业布置：必须追责 专家们普遍认为，要有效解决此类问题，必须将教育减负工作纳入法治化框架。 姚金菊教授指出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教育法》及《义务教育法》中有关教育减负的条款，构成了“双减”法治化的基石；应借由部门规章等形式引导学校推进“减负”工作的制度化建设，使“双减”政策真正转化为学校的内部规章；在具体实施层面，则应强化教育评估与监管力度，并可考虑将其纳入教育督导考核体系。 “亟需依法厘清教育活动中各参与主体的法律权责。要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强度，配备充足的专职执法人员，对违规要求家长印制作业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。并健全问责机制，对于那些违规布置印制作业、变相加重学生负担的学校，应依法施以通报批评、削减经费等惩戒。”刘一玮强调。 姚金菊倡议，教育本应回归其核心使命：服务学生的全面成长。她指出，教学革新与减负政策应协同并进，通过提升教学品质、深化教学研究、构建高效课堂，确保学生能在校内掌握绝大部分知识；同时，要多元化学生评价模式，允许教师在现有资源库或备案通过后，灵活选用、组合或微调补充习题，使课外练习更具“正当性”。在严格遵循“总量控制”原则的基础上，还应进一步对各类作业（如预习性、巩固性、探究性、阅读性作业）提出具体比例指导意见。 刘一玮提议构建共享型作业资源库。着手开发高质量的基础性与拓展性作业，丰富不同难度层次的作业形式，例如探究式任务等；并大力推广线上作业平台，以实现分层教学、弹性布置及个性化推送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教师的压力，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。 “教师应考虑通过学校统一印制或集中订购习题册等途径，由学校教研部门负责完成，以杜绝将此项事务转嫁给家长和学生个人。同时，必须明确作业发布渠道与规范格式，通过官方指定的教学平台进行统一发布；若需提供电子版资料，务必提前整合打包、一次性提供，严禁零散、突发性的群消息轰炸。”姚金菊补充说。
